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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康汉调二黄作文急急急 短一点 350~400字左右！

虽然简介很多，这是罗氏版本。

汉调二黄是门综合表演艺术，集唱、念、做、打、舞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情节，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等情感。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各个形象鲜明、栩栩如生。流行于汉水一带，是陕西仅次于秦腔的大型剧种。2006年5月20日，经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沿革

汉调二黄系秦中古调戏曲声腔，故称西秦腔、西曲、二黄等，起源于古都长安。明末传入汉水一带。据府县志记载：清初（1662--1735）安康、石泉、紫阳、旬阳等县多兴建庙宇戏楼，有“演戏”“作乐报赛”活动。乾隆至道光（1736--1850）百余年间，外省移民大量涌入陕南，兴安府、县“农商聚兴、祭祀日盛、春祭秋报、戏会梨园、娱神娱人“。庙会演出越来越多，一年四季不断。已有戏楼和草台不敷应用，百余座庙宇戏楼、会馆戏楼接踵新建。规模精伟，显示了当地经济水平及外省商帮的雄厚财力。融祭祀、观剧、集市贸易于一体，万人趋之若鹫，蔚然成风。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每个时期都人才辈出、成绩斐然。

对安康汉调二黄传播起决定作用的有以下几方面力量：

清嘉庆中叶（1805年），紫阳县蒿坪河川道平坦、土地富饶，茶、桑、榨油业大兴，农贸两旺。由紫阳县汝河迁居蒿坪的杨氏大家，为蒿坪首富。杨家六世景泰、履泰兄弟二人酷爱戏曲二黄，就近招生，外请名师授徒，在院内修建戏楼，置办戏衣。后支持义子杨金年开办“鸿”、“来”二科班。此后150年间不间断开“永”、“清”、“长”、“福”、“天”、“九”、“协”、“安”、“荣”、“旭”、“玉”、“胜”等字派科班，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前。

继蒿坪河办班的60年之后，约清咸丰十年(1860)左右，湖北名伶范仁宝领“祥瑞班”西进安康，初于城内三义庙(今汉滨高中)设围售艺。该班行当齐全，阵容强实。开办“瑞”、“彩”、“方”、“盛”等科班多年间，后多活动于陕南汉水流域各地。对安康(中路)流派的汉调二黄的形成、普及、传播起过决定性作用。此时，陕南汉水流域的班社如雨后春笋，遍地发芽。

到了1920年，安康城成立的两个班社对延承汉调二黄起到很大作用。一是安康艺人凌成佑成立的“二黄同心社”，在安康鲁班庙设园营业。二是城区李宏有、黄党兴艺人领班成立的“西关二黄自乐社”，在汉江茶楼（现新华书店）演出。两班社艺人云集，演出繁多。

建国后政府对汉调二黄的支持再一次改变了它的命运。1950年12月，县人民政府派文化馆干部杨明灿、张乾寿协助整顿文艺团体，为了加强力量将“二黄同心社”与“西关二黄自乐社”合并，成立了安康人民剧院。1952年省政府拨款扶持安康汉调二黄事业，人民剧院属专署领导。派杨明灿、王道中、黄贤明、余书棋、虞竹坪等新文艺工作者进入该院开展“改人、改制、改戏”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展扫盲运动，组织人员把口传几百年的戏本、唱腔用文字曲谱的形式记录下来，并组织艺人学习文化知识，旧时代的艺人们在知识的培养下变成了新型的文艺工作者。创作排演了很多适应新社会的新剧目，并在省上累次获奖，受到各级领导的极大重视。1956年3月17日安康人民剧院经省文化厅批准为国营剧团，“人民剧院”报请更名为“安康汉剧团”。

与此同时，全省部分地、县政府分别在商洛、汉中、西安、成阳等地召集失散艺人设立了一批专业汉剧团。安康各县也组织艺人成立了汉剧团，并且招收青年艺徒跟班学艺。省戏校1959年专门设立了汉剧班， 这批学员1964年毕业之后，分配到安康汉剧团工作，自此安康汉剧界行当齐全、人才济济、演员阵容庞大。演出很多经典剧目。到了“”全省很多演出团体受到冲击，几乎损失殆尽。打倒“四人帮”后，又在安康、汉中、商洛三地陆续恢复了一批专业剧团，一度使汉调二黄重现复兴景象。

安康全市解放后至上世纪90年代，演出剧目约730余部、其中传统剧目473部、现代剧168部、歌剧话剧89部。获中、省、市各种奖项165人次。从业人员千人以上。由于安康政府对汉调二黄的一贯支持，加之以王道中为代表的管理者们在艺术上的努力，因此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全省其它汉调二黄剧团，使安康汉剧团独树一帜，享誉全省。

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市场经济。在现代传媒冲击下汉调二黄又跌入低谷，多数剧团纷纷解散，目前，安康汉剧团是全省唯一仅存的汉调二黄专业剧团。

2011年市委提出“振兴汉剧”的口号，这个古老的艺术又将再一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汉调二黄艺术特色

汉调二黄艺术分五大类：剧本、表演、音乐、化妆、服装道具。

汉调二黄的剧目丰富多彩，据1960年调查统计，汉剧有剧目1032本。已经抄录662本。俗有“唐三千、宋八百、野外史传数不得”之称。

汉调二黄表演分十大行当；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老、十杂。每个行当有独立的手、眼、身、法、步和唱、念、做、打功。

音乐是剧种与剧种之间区别的重要标志，学界认为：汉调二黄声腔与国粹京剧声腔有着渊源关系，其声腔非常相似。汉调二黄属皮黄腔系。声腔以“西皮”和“二黄”为主，反二黄、四平为辅助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汉调二黄唱腔属板腔体。其曲调纯朴幽雅，旋律低回婉转、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清亮准确、字正腔圆。

汉调二黄的化妆（包括脸谱）是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特殊化妆方法。不同人物，画不同的妆。每个历史人物或某个类型的人物都有一种大概的谱式，脸谱更是一门专门的艺术，被世界公认为是民族文化的标识之一。 脸谱勾画类型大致有：三块瓦、十字脸、吊膛脸、麦子脸、旋转脸、豹子脸、阴阳脸等十余种。脸谱常勾有动物、植物、星辰、兵器、文字、花图案以及宗教标志。

服装就是各种人物在台上穿的服饰装扮。包括：（戏衣、鞋、帽）等。道具也叫外场。各种战斗武器、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刑具等。

另外演唱方法、道白也很重要。旦角用假音（小嗓），其余各角用本嗓，末、老用苍音，净、外用“虎音”，生用正音，丑、小用尖音（细音）。汉调二黄道白、唱腔韵律咬字采用湖广音、中州韵（现在俗称紫阳县城区方言）。讲究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吐字讲究声母韵母的结合，要求字头、字腹、字尾的自然过度。演唱必须按照“四呼”“五音”的方法，还要求发生位置的准确性。

汉调二黄音乐的形成时期很漫长。她对明代以前以昆曲为代表的曲牌联套体戏曲音乐形式是一次重大革命。在中国戏剧发展历史上,汉调二黄为京剧的形成做出过特殊贡献,对川剧、桂剧、湘剧、赣剧、武汉汉剧、广东汉剧等地方戏剧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朿文寿先生的《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提升了汉剧的艺术价值，使其影响范围加大。对成为国家级保护项目做出重要贡献。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安康汉剧团对汉调二黄进行了大量的挖掘、整理和规范工作。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使汉调二黄在继承与创新的路上不断摸索，同时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演员、导演、作曲家、剧作家、琴师、鼓师、著名的舞台美术人等。汉调二黄讲究台前幕后、分工精确、行行有学问，是一门需要共同配合的艺术。由于政府支持、以及很多艺术界人努力才使这个古老的艺术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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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何时，以什么途径传入安徽的？又是如何发展成徽戏的？

黄梅戏源于湖北省黄梅县．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剧种。一般人习惯认为，黄梅戏发源地是安徽，这是不确切的。黄梅（县）本身就在湖北，不过，是在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地区。一百多年以前，这里流行“黄梅调”也叫“采茶戏”。这种小戏中的一个支派逐渐东移，在安徽安庆地区成了气候，形成了后来的黄梅戏。

早期的黄梅戏多是把当地的民歌小调直接搬上舞台，表现当地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的故事。比如《打猪草》说的就是一个农村男孩与一个女孩因打草损坏了农作物产生矛盾，通过对歌化解矛盾的故事。其中的“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早已成了流行歌曲。又如《夫妻观灯》，通过一对青年夫妇元宵节观灯的见闻，描绘了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不久，黄梅戏在搬演大戏上也有了成绩。这些大戏主要是受青阳腔、徽调的影响而产生的故事完整的整本大戏，像《乌金记》，《七仙女下凡》等。其中的《七仙女下凡》几经磨砺修改，最终定为《天仙配》，成了黄梅戏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品。要指出的是，早期的黄梅戏，基本上是农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文艺形式。

从20世纪20年代起，黄梅戏日趋成型，也逐渐走上了职业演出的道路，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演出地点从农村走上了城市舞台。先是在安徽怀宁一带出现了专业班社。怀宁素有“戏乡”的称号。这里唱黄梅调十分兴盛。从演出一方来说，戏目多、人才多、班社多；从观者一方来说，观众多、市场多。于是，一批戏班应运而生。1926年，著名演员丁永泉（旦角）、曹增祥（小生）、丁和寿（丑角）等所在的班社活跃于安庆市区，此后在这里扎根。

黄梅戏进入城市以后，受到了京剧、越剧、扬剧、淮剧、评剧等剧种的影响，在表演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从剧目上看，改编、移植了其他剧种的好戏如《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从音乐上看，传统唱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是减少了传统唱腔中带有浓郁方言土语色彩的垫字，这样，唱腔简洁、明快，从字面上也好读易懂。从表演上看，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程式化动作。如开门、关门、圆场、喝酒等动作。其他在服装、道具、装置、伴奏等许多方面都比农村演出时有了发展。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尤其是40年代的黄梅戏，已经成熟。

黄梅戏的更大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对地方戏曲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加强艺术力量，国家陆续选派一些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方面的专门人才参加了黄梅戏的改革工作。新老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黄梅戏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黄梅戏从安庆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省最大的剧种。至今，黄梅戏与黄山一起，并称“安徽二黄”，成为安徽省的骄傲。

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唱腔唱法都有了改革，音乐方面增强了“平词”类唱腔的表现力，突破了“花腔”只能专戏专用的束缚，同时，巧妙地借鉴民歌和其他音乐成分，创造出与传统唱腔相协调的新腔。伴奏上，也不再是若断若续的“三打七唱”，而是建立了以中乐为主的中西混合乐队，从音乐气氛上大大提高了剧种的表现力。这一时期演出的剧目很多，但大都进行了整理、重编。如《打猪草》、《夫妻观灯》、《天仙配》、《蓝桥汲水》、《补背褡》、《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雪梅吊孝》、《柳树井》、《春香传》、《女驸马》、《牛郎织女》、《党的女儿》、《江姐》、《刘三姐》等，不胜枚数。 其中的《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拍成了**，为黄梅戏的广泛流传，为保留黄梅戏艺术家的卓越风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提到黄梅戏艺术，就不能不提起为黄梅戏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一批老艺术家，如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其中，尤以严凤英最为突出。至今，人们只要提起黄梅戏，就会提起《天仙配》，只要提起《天仙配》，就会提起七仙女的扮演者严凤英。试想，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会唱严凤英那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呀！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成了流行歌曲，万人传唱，严凤英功不可没。

严凤英1930年出生在安庆一个贫苦的人家，13岁时开始向严云高老师学唱黄梅戏。由于严凤英嗓 音清脆甜美，扮相秀丽端庄，有很强的艺术领悟能力，因此她的演出受到观众欢迎。她在《小辞店》中的表演，尤其享誉一方。《小辞店》是全本《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青年商人蔡鸣凤外出做生意，住在刘凤英开的店中。刘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鬼混，不顾家庭。刘凤英对丈夫极不满意，却与忠厚老实的顾客葵鸣凤感情相投，二人产生了爱情。但葵鸣凤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分别之时，二人悲痛欲绝。剧中在刘凤英得知葵鸣凤家中还有妻子，而且决意辞店回家，分别之际，严凤英用曲折哀婉的三百二十句唱腔表现了人物撕心裂肺的悲痛情绪，演出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这一时期，严凤英演的《送香茶》、《劝姑讨嫁》、《西楼会》、《打猪草》、《私情记》等，都成了深受观众欢迎的保留剧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严凤英的艺术生涯面临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这个时期，严凤英对剧目进行了删汰增益，特别是排演了《江汉渔歌》、《木兰从军》、《两朵大红花》、《柳金妹翻身》等新戏，使黄梅戏的表演水平、艺术规范、题材领域有了很大提高和拓展。

1955年底，由桑弧执笔改编剧本，石挥导演，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影片《天仙配》摄制完成。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影片，不知有多少人为戏中的情节所吸引，不知有多少人为严凤英、王少舫的卓越表演而倾倒……可以说，《天仙配》的上演，在中国掀起了“黄梅戏热”，“严凤英热”。二十几岁的严凤英，一下子成了亿万人民爱戴的表演艺术家。

《天仙配》之后，严凤英主演的《女驸马》、《牛郎织女》也拍成影片，影片在国内外放映，为黄梅戏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中，严凤英受到了肆意侮辱和人身摧残。她不堪忍受无端的攻击，不肯屈服邪恶的逼迫，1968年4月8日，37岁的严凤英服药自尽。

“”之后，人们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艺术家，在她的故乡安庆，塑造了严凤英的汉白玉雕像，让美丽、善良的“仙女”永留人间。

值得庆幸的是，十年浩劫之后，黄梅戏非但没有衰落、消亡，反而以更强劲的态势在国内外流传开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黄梅戏从人才、剧目、表演风格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黄梅戏人才不断涌现。老一辈艺术家王少舫等依然活跃在舞台，而马兰、吴琼、韩再芬、陈小芳、江丽娜、马自俊、黄新德、吴亚玲、蒋建国、周莉、陈兆舜、杨俊、张辉、刘红等一大批新人迅速成了舞台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黄梅戏在整理传统剧本的同时，上演了一大批立意新颖、主题鲜明的新编剧目，如《红楼梦》、《於老四与张二女》、《柯老二入党》、《未了情》、《双下山》、《劈棺惊梦》、《珠门玉碎》、《龙女》、《罗帕记》、《西施》、《朱熹与丽娘》、《风雨丽人行》、《啼笑因缘》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红楼梦》、《秋千架》和《徽州女人》等。

《红楼梦》是1991年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推出的新戏。这个《红楼梦》不同于以往的演出本，它没有沿袭宝玉、黛玉、宝钗三人恋情婚姻纠葛的窠臼，而是以宝玉的个人境遇为主线，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倡扬个性解放的必然。马兰是旦角演员，这次却一改女儿姿态，扮演贾宝玉。反串小生的表演，使马兰的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戏的导演马科认为：“我觉得从来没有一个《红楼梦》比这个本子的品位更高”。“在临近彩排时，我为宝玉哭灵这一场连夜写了四十多句唱词，”“作曲者马上谱曲” ……《红楼梦》的演出，使黄梅戏更上一层楼，也确立了马兰在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

引起关注并有争议的是90年代后期，马兰推出的《秋千架》和韩再芬推出的《徽州女人》。

《秋千架》是著名学者余秋雨为她的妻子、黄梅戏艺术家马兰度身定做的一出戏。这是借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而伸发出来的一个传奇故事，说的是才女楚云，女扮男装，参加科考，屡试屡中，考中了状元。皇帝决定把女儿嫁给楚云，楚云正无可奈何的时候，另一位才子千寻闯宫相救。千寻、楚云以欺君之罪被处刑。面对亡，千寻、楚云举行订婚仪式。这感动了本来生气的公主，三个年青人互通心曲，紧紧拥抱，事情以喜剧告终。在这个故事里，科举考试成为儿戏，它只是故事的扶手，故事的指向，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秋千架。

《秋千架》一出现，业内外人士给予了热烈的关注。叫好和批评声并存。

安徽戏剧理论家王长安撰文盛赞《秋千架》说：

封建科举制度是中国旧文化的悲哀。其扼杀天性，窒息生命，葬送人的创造力。然而由于取士，无数学子，皓首穷经，磨穿铁砚以应考，是他们“只能如此”的无奈选择。这就必然导致生命的烂漫与现实的僵之间的巨大矛盾。荡惯了秋千的女子楚云，秋千架下感受了生命的美好和自由的价值，感受到了自主沉浮的意义。而这一切又都必须以“玩”的方式去获得。唯有“玩”，人才真正成为自身，成为标志理想人格的、超凡脱俗的“仙”。

于是，她用“玩”，代父完成了乡试。由此，她得到的不是乡试头名那成功的满足和荣誉的喜悦，而是玩本身的乐趣，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原来，一切看似神圣的事物都可以调皮待之。当她与千寻私订终身之后，她赠与情郎的信物不是玉佩，不是汗巾，也不是诗赋，而是一只蝈蝈。这是她对生命的关注，是她天性的留存。她不仅希望自己、而且也希望她的心爱之人，在这人欲横流、礼教吃人的社会里多保存一些天性，给自己留下一块哪怕是笼中的空间。而这种自由和天性却不能靠克已复礼、就正统文化的范来获得。只能靠玩、释放天性来争取。

一架秋千，荡来一个无奈的选择；一个玩笑，显示了一种自主沉浮的欢乐。天性与正统文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人类文明的进步，最终会给我们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实现消解与快乐的统一，必然会使天性的山野化为天性的社会化所取代。

《秋千架》编织了一个童话；《秋千架》展示了一个寓言；《秋千架》让我们换一副感官去观照世界，换一番心境去体味从前……

《北京晚报》的资深文艺批评家解玺璋对此剧进行了剖析和批评，他说：

人的生命体验被简化为“秋千架上的晃荡”是否恰当有待别论，而如果仅仅为了表达这么一点意思，余秋雨教授写一篇散文也就够了，大可不必劳民伤财搞一出大戏。既然是戏，那么舞台所呈现的应该比它所要阐释的思想重要得多。关于戏曲的现代化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多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戏曲的出路绝不在于对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

事实上，马兰没有在这出戏中得到很好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不甘寂寞的余秋雨不适当地凸现 到前台来了。本应成为背景的文化的前置常常使舞台所呈现的东西显出某种游移和尴尬。譬如洞房花烛夜让一位**和一位公主大谈“女人是什么”，让一对相互爱慕的青年男女在刑场上大谈生命的价值，再上演一幕“刑场上的婚礼”，这种对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明显带有一种主观随意性，是很难得到戏曲观众认同的，甚至破坏了叙事的合理性。

与《秋千架》不同，安庆市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徽州女人》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徽州女人》由黄梅戏艺术家韩再芬主演。故事通过一个女人“嫁”、“盼”、“吟”、“归”的四个过程，表现了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的女人的生活悲剧。版画似的舞台美术、创新的导演手法，韩再芬惟妙惟肖的卓越表演，使《徽州女人》一反传统黄梅戏小、巧、轻、喜等风格，代之以深邃、凝重，催人泪下，启人思辨，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评论家棠樾以《曲高未必和寡》为题，在《戏剧**报‐梨园周刊》撰文，他是这样说的：

黄梅戏舞台上的主角位置原本被“小家碧玉”占领，而《徽州女人》则在黄梅戏人物画廊里隆重推出一位“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轻盈流丽，率真活泼，与通俗戏曲秉性多有相通。大家闺秀的端庄持重别是一番风景，与“小家碧玉”本无高低。但在端庄持重的形象之中能够多有几分内涵，那就不失为品位的提升了。《徽州女人》着实称得上内涵丰厚的女人，她的漫长人生在清淡如水和飘忽如云的情节进展中缓缓延伸，包含了对孤独和迷惘的深刻体验，包含了对有爱无恨和有怨无悔的精辟诠释，包含了对生活信念和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爆发出坚强而深沉的人性力量。

对于《徽州女人》的批评，比较集中地是对戏像“剧”而淡化了“戏”的本体，亦即“以歌舞演故事”。尤其是全剧的最后一场，主要人物竟然没有一句唱词，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剧组还专门以“没安排一句唱”来自我欣赏。这显然与戏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本体美学特征相悖。人们可以说，“《徽州女人》是一出好戏”，但人们难以说“《徽州女人》是一出好的黄梅戏。”因为不唱就不是戏曲，不唱黄梅调就不是黄梅戏，这是定而不可移的基础特征。

当然，瑕不掩瑜，人们包括持批评意见的人们，对《徽州女人》的总体“打分”都不低。

同许多戏曲剧种一样，在新世纪中，黄梅戏的生存、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像剧团改制、剧目的继承与创新、青年尖子人才的培养、戏曲市场的开拓与发展、成名人才的流失与保护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创造美好的明天，黄梅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参考资料：

黄梅戏的资料

梅戏发源于湖北省黄梅县,前身是民间采茶调,又称是黄梅调,因其境内黄梅山得名.十九、世纪,这朵"苦菜花"随着逃荒要饭的人流漂流至皖在安庆地区扎根,后经黄梅戏老一辈艺术家用心血和智慧把它从草台到花台,从民间采茶调发展成为全国五大剧种之的地方戏.黄梅戏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质朴的表演风格,优美的音乐旋律,通俗的地方语言成为深受全国广大观众及港,澳,台同胞以及国际友人喜欢的当今"热门"戏

黄梅戏之所以发展到当今的局面应该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未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黄梅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郭宵珍、汪静、张小萍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以及湖北黄梅戏剧院（前身湖北省黄梅县剧团）将《秦香莲》、《於老四与张二女》拍成光碟公开发行。轰动海内外，使老百姓对黄梅戏有了深刻的了解。 赞同1| 评论 2006-4-23 17:22 热心网友

黄梅戏的发展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剧种。一般人习惯认为，黄梅戏发源地是安徽，这是不确切的。黄梅（县）本身就在湖北，不过，是在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地区。一百多年以前，这里流行“黄梅调”也叫“采茶戏”。这种小戏中的一个支派逐渐东移，在安徽安庆地区成了气候，形成了后来的黄梅戏。

早期的黄梅戏多是把当地的民歌小调直接搬上舞台，表现当地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的故事。比如《打猪草》说的就是一个农村男孩与一个女孩因打草损坏了农作物产生矛盾，通过对歌化解矛盾的故事。其中的“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早已成了流行歌曲。又如《夫妻观灯》，通过一对青年夫妇元宵节观灯的见闻，描绘了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不久，黄梅戏在搬演大戏上也有了成绩。这些大戏主要是受青阳腔、徽调的影响而产生的故事完整的整本大戏，像《乌金记》，《七仙女下凡》等。其中的《七仙女下凡》几经磨砺修改，最终定为《天仙配》，成了黄梅戏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品。要指出的是，早期的黄梅戏，基本上是农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文艺形式。

从20世纪20年代起，黄梅戏日趋成型，也逐渐走上了职业演出的道路，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演出地点从农村走上了城市舞台。先是在安徽怀宁一带出现了专业班社。怀宁素有“戏乡”的称号。这里唱黄梅调十分兴盛。从演出一方来说，戏目多、人才多、班社多；从观者一方来说，观众多、市场多。于是，一批戏班应运而生。1926年，著名演员丁永泉（旦角）、曹增祥（小生）、丁和寿（丑角）等所在的班社活跃于安庆市区，此后在这里扎根。

黄梅戏进入城市以后，受到了京剧、越剧、扬剧、淮剧、评剧等剧种的影响，在表演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从剧目上看，改编、移植了其他剧种的好戏如《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从音乐上看，传统唱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是减少了传统唱腔中带有浓郁方言土语色彩的垫字，这样，唱腔简洁、明快，从字面上也好读易懂。从表演上看，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程式化动作。如开门、关门、圆场、喝酒等动作。其他在服装、道具、装置、伴奏等许多方面都比农村演出时有了发展。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尤其是40年代的黄梅戏，已经成熟。

黄梅戏的更大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对地方戏曲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加强艺术力量，国家陆续选派一些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方面的专门人才参加了黄梅戏的改革工作。新老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黄梅戏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黄梅戏从安庆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省最大的剧种。至今，黄梅戏与黄山一起，并称“安徽二黄”，成为安徽省的骄傲。

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唱腔唱法都有了改革，音乐方面增强了“平词”类唱腔的表现力，突破了“花腔”只能专戏专用的束缚，同时，巧妙地借鉴民歌和其他音乐成分，创造出与传统唱腔相协调的新腔。伴奏上，也不再是若断若续的“三打七唱”，而是建立了以中乐为主的中西混合乐队，从音乐气氛上大大提高了剧种的表现力。这一时期演出的剧目很多，但大都进行了整理、重编。如《打猪草》、《夫妻观灯》、《天仙配》、《蓝桥汲水》、《补背褡》、《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雪梅吊孝》、《柳树井》、《春香传》、《女驸马》、《牛郎织女》、《党的女儿》、《江姐》、《刘三姐》等，不胜枚数。 其中的《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拍成了**，为黄梅戏的广泛流传，为保留黄梅戏艺术家的卓越风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提到黄梅戏艺术，就不能不提起为黄梅戏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一批老艺术家，如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其中，尤以严凤英最为突出。至今，人们只要提起黄梅戏，就会提起《天仙配》，只要提起《天仙配》，就会提起七仙女的扮演者严凤英。试想，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会唱严凤英那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呀！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成了流行歌曲，万人传唱，严凤英功不可没。

严凤英1930年出生在安庆一个贫苦的人家，13岁时开始向严云高老师学唱黄梅戏。由于严凤英嗓 音清脆甜美，扮相秀丽端庄，有很强的艺术领悟能力，因此她的演出受到观众欢迎。她在《小辞店》中的表演，尤其享誉一方。《小辞店》是全本《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青年商人蔡鸣凤外出做生意，住在刘凤英开的店中。刘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鬼混，不顾家庭。刘凤英对丈夫极不满意，却与忠厚老实的顾客葵鸣凤感情相投，二人产生了爱情。但葵鸣凤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分别之时，二人悲痛欲绝。剧中在刘凤英得知葵鸣凤家中还有妻子，而且决意辞店回家，分别之际，严凤英用曲折哀婉的三百二十句唱腔表现了人物撕心裂肺的悲痛情绪，演出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这一时期，严凤英演的《送香茶》、《劝姑讨嫁》、《西楼会》、《打猪草》、《私情记》等，都成了深受观众欢迎的保留剧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严凤英的艺术生涯面临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这个时期，严凤英对剧目进行了删汰增益，特别是排演了《江汉渔歌》、《木兰从军》、《两朵大红花》、《柳金妹翻身》等新戏，使黄梅戏的表演水平、艺术规范、题材领域有了很大提高和拓展。

1955年底，由桑弧执笔改编剧本，石挥导演，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影片《天仙配》摄制完成。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影片，不知有多少人为戏中的情节所吸引，不知有多少人为严凤英、王少舫的卓越表演而倾倒……可以说，《天仙配》的上演，在中国掀起了“黄梅戏热”，“严凤英热”。二十几岁的严凤英，一下子成了亿万人民爱戴的表演艺术家。

《天仙配》之后，严凤英主演的《女驸马》、《牛郎织女》也拍成影片，影片在国内外放映，为黄梅戏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中，严凤英受到了肆意侮辱和人身摧残。她不堪忍受无端的攻击，不肯屈服邪恶的逼迫，1968年4月8日，37岁的严凤英服药自尽。

“”之后，人们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艺术家，在她的故乡安庆，塑造了严凤英的汉白玉雕像，让美丽、善良的“仙女”永留人间。

值得庆幸的是，十年浩劫之后，黄梅戏非但没有衰落、消亡，反而以更强劲的态势在国内外流传开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黄梅戏从人才、剧目、表演风格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黄梅戏人才不断涌现。老一辈艺术家王少舫等依然活跃在舞台，而马兰、吴琼、韩再芬、陈小芳、江丽娜、马自俊、黄新德、吴亚玲、蒋建国、周莉、陈兆舜、杨俊、张辉、刘红等一大批新人迅速成了舞台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黄梅戏在整理传统剧本的同时，上演了一大批立意新颖、主题鲜明的新编剧目，如《红楼梦》、《於老四与张二女》、《柯老二入党》、《未了情》、《双下山》、《劈棺惊梦》、《珠门玉碎》、《龙女》、《罗帕记》、《西施》、《朱熹与丽娘》、《风雨丽人行》、《啼笑因缘》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红楼梦》、《秋千架》和《徽州女人》等。

《红楼梦》是1991年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推出的新戏。这个《红楼梦》不同于以往的演出本，它没有沿袭宝玉、黛玉、宝钗三人恋情婚姻纠葛的窠臼，而是以宝玉的个人境遇为主线，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倡扬个性解放的必然。马兰是旦角演员，这次却一改女儿姿态，扮演贾宝玉。反串小生的表演，使马兰的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戏的导演马科认为：“我觉得从来没有一个《红楼梦》比这个本子的品位更高”。“在临近彩排时，我为宝玉哭灵这一场连夜写了四十多句唱词，”“作曲者马上谱曲” ……《红楼梦》的演出，使黄梅戏更上一层楼，也确立了马兰在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

引起关注并有争议的是90年代后期，马兰推出的《秋千架》和韩再芬推出的《徽州女人》。

《秋千架》是著名学者余秋雨为她的妻子、黄梅戏艺术家马兰度身定做的一出戏。这是借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而伸发出来的一个传奇故事，说的是才女楚云，女扮男装，参加科考，屡试屡中，考中了状元。皇帝决定把女儿嫁给楚云，楚云正无可奈何的时候，另一位才子千寻闯宫相救。千寻、楚云以欺君之罪被处刑。面对亡，千寻、楚云举行订婚仪式。这感动了本来生气的公主，三个年青人互通心曲，紧紧拥抱，事情以喜剧告终。在这个故事里，科举考试成为儿戏，它只是故事的扶手，故事的指向，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秋千架。

《秋千架》一出现，业内外人士给予了热烈的关注。叫好和批评声并存。

安徽戏剧理论家王长安撰文盛赞《秋千架》说：

封建科举制度是中国旧文化的悲哀。其扼杀天性，窒息生命，葬送人的创造力。然而由于取士，无数学子，皓首穷经，磨穿铁砚以应考，是他们“只能如此”的无奈选择。这就必然导致生命的烂漫与现实的僵之间的巨大矛盾。荡惯了秋千的女子楚云，秋千架下感受了生命的美好和自由的价值，感受到了自主沉浮的意义。而这一切又都必须以“玩”的方式去获得。唯有“玩”，人才真正成为自身，成为标志理想人格的、超凡脱俗的“仙”。

于是，她用“玩”，代父完成了乡试。由此，她得到的不是乡试头名那成功的满足和荣誉的喜悦，而是玩本身的乐趣，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原来，一切看似神圣的事物都可以调皮待之。当她与千寻私订终身之后，她赠与情郎的信物不是玉佩，不是汗巾，也不是诗赋，而是一只蝈蝈。这是她对生命的关注，是她天性的留存。她不仅希望自己、而且也希望她的心爱之人，在这人欲横流、礼教吃人的社会里多保存一些天性，给自己留下一块哪怕是笼中的空间。而这种自由和天性却不能靠克已复礼、就正统文化的范来获得。只能靠玩、释放天性来争取。

一架秋千，荡来一个无奈的选择；一个玩笑，显示了一种自主沉浮的欢乐。天性与正统文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人类文明的进步，最终会给我们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实现消解与快乐的统一，必然会使天性的山野化为天性的社会化所取代。

《秋千架》编织了一个童话；《秋千架》展示了一个寓言；《秋千架》让我们换一副感官去观照世界，换一番心境去体味从前……

《北京晚报》的资深文艺批评家解玺璋对此剧进行了剖析和批评，他说：

人的生命体验被简化为“秋千架上的晃荡”是否恰当有待别论，而如果仅仅为了表达这么一点意思，余秋雨教授写一篇散文也就够了，大可不必劳民伤财搞一出大戏。既然是戏，那么舞台所呈现的应该比它所要阐释的思想重要得多。关于戏曲的现代化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多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戏曲的出路绝不在于对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

事实上，马兰没有在这出戏中得到很好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不甘寂寞的余秋雨不适当地凸现 到前台来了。本应成为背景的文化的前置常常使舞台所呈现的东西显出某种游移和尴尬。譬如洞房花烛夜让一位**和一位公主大谈“女人是什么”，让一对相互爱慕的青年男女在刑场上大谈生命的价值，再上演一幕“刑场上的婚礼”，这种对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明显带有一种主观随意性，是很难得到戏曲观众认同的，甚至破坏了叙事的合理性。

与《秋千架》不同，安庆市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徽州女人》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徽州女人》由黄梅戏艺术家韩再芬主演。故事通过一个女人“嫁”、“盼”、“吟”、“归”的四个过程，表现了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的女人的生活悲剧。版画似的舞台美术、创新的导演手法，韩再芬惟妙惟肖的卓越表演，使《徽州女人》一反传统黄梅戏小、巧、轻、喜等风格，代之以深邃、凝重，催人泪下，启人思辨，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评论家棠樾以《曲高未必和寡》为题，在《戏剧**报‐梨园周刊》撰文，他是这样说的：

黄梅戏舞台上的主角位置原本被“小家碧玉”占领，而《徽州女人》则在黄梅戏人物画廊里隆重推出一位“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轻盈流丽，率真活泼，与通俗戏曲秉性多有相通。大家闺秀的端庄持重别是一番风景，与“小家碧玉”本无高低。但在端庄持重的形象之中能够多有几分内涵，那就不失为品位的提升了。《徽州女人》着实称得上内涵丰厚的女人，她的漫长人生在清淡如水和飘忽如云的情节进展中缓缓延伸，包含了对孤独和迷惘的深刻体验，包含了对有爱无恨和有怨无悔的精辟诠释，包含了对生活信念和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爆发出坚强而深沉的人性力量。

对于《徽州女人》的批评，比较集中地是对戏像“剧”而淡化了“戏”的本体，亦即“以歌舞演故事”。尤其是全剧的最后一场，主要人物竟然没有一句唱词，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剧组还专门以“没安排一句唱”来自我欣赏。这显然与戏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本体美学特征相悖。人们可以说，“《徽州女人》是一出好戏”，但人们难以说“《徽州女人》是一出好的黄梅戏。”因为不唱就不是戏曲，不唱黄梅调就不是黄梅戏，这是定而不可移的基础特征。

当然，瑕不掩瑜，人们包括持批评意见的人们，对《徽州女人》的总体“打分”都不低。

同许多戏曲剧种一样，在新世纪中，黄梅戏的生存、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像剧团改制、剧目的继承与创新、青年尖子人才的培养、戏曲市场的开拓与发展、成名人才的流失与保护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创造美好的明天，黄梅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引起关注并有争议的是90年代后期，马兰推出的《秋千架》和韩再芬推出的《徽州女人》。

《秋千架》是著名学者余秋雨为她的妻子、黄梅戏艺术家马兰度身定做的一出戏。这是借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而伸发出来的一个传奇故事，说的是才女楚云，女扮男装，参加科考，屡试屡中，考中了状元。皇帝决定把女儿嫁给楚云，楚云正无可奈何的时候，另一位才子千寻闯宫相救。千寻、楚云以欺君之罪被处刑。面对亡，千寻、楚云举行订婚仪式。这感动了本来生气的公主，三个年青人互通心曲，紧紧拥抱，事情以喜剧告终。在这个故事里，科举考试成为儿戏，它只是故事的扶手，故事的指向，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秋千架。

《秋千架》一出现，业内外人士给予了热烈的关注。叫好和批评声并存。

安徽戏剧理论家王长安撰文盛赞《秋千架》说：

封建科举制度是中国旧文化的悲哀。其扼杀天性，窒息生命，葬送人的创造力。然而由于取士，无数学子，皓首穷经，磨穿铁砚以应考，是他们“只能如此”的无奈选择。这就必然导致生命的烂漫与现实的僵之间的巨大矛盾。荡惯了秋千的女子楚云，秋千架下感受了生命的美好和自由的价值，感受到了自主沉浮的意义。而这一切又都必须以“玩”的方式去获得。唯有“玩”，人才真正成为自身，成为标志理想人格的、超凡脱俗的“仙”。

于是，她用“玩”，代父完成了乡试。由此，她得到的不是乡试头名那成功的满足和荣誉的喜悦，而是玩本身的乐趣，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原来，一切看似神圣的事物都可以调皮待之。当她与千寻私订终身之后，她赠与情郎的信物不是玉佩，不是汗巾，也不是诗赋，而是一只蝈蝈。这是她对生命的关注，是她天性的留存。她不仅希望自己、而且也希望她的心爱之人，在这人欲横流、礼教吃人的社会里多保存一些天性，给自己留下一块哪怕是笼中的空间。而这种自由和天性却不能靠克已复礼、就正统文化的范来获得。只能靠玩、释放天性来争取。

一架秋千，荡来一个无奈的选择；一个玩笑，显示了一种自主沉浮的欢乐。天性与正统文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人类文明的进步，最终会给我们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实现消解与快乐的统一，必然会使天性的山野化为天性的社会化所取代。

《秋千架》编织了一个童话；《秋千架》展示了一个寓言；《秋千架》让我们换一副感官去观照世界，换一番心境去体味从前……

《北京晚报》的资深文艺批评家解玺璋对此剧进行了剖析和批评，他说：

人的生命体验被简化为“秋千架上的晃荡”是否恰当有待别论，而如果仅仅为了表达这么一点意思，余秋雨教授写一篇散文也就够了，大可不必劳民伤财搞一出大戏。既然是戏，那么舞台所呈现的应该比它所要阐释的思想重要得多。关于戏曲的现代化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多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戏曲的出路绝不在于对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

事实上，马兰没有在这出戏中得到很好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不甘寂寞的余秋雨不适当地凸现 到前台来了。本应成为背景的文化的前置常常使舞台所呈现的东西显出某种游移和尴尬。譬如洞房花烛夜让一位**和一位公主大谈“女人是什么”，让一对相互爱慕的青年男女在刑场上大谈生命的价值，再上演一幕“刑场上的婚礼”，这种对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明显带有一种主观随意性，是很难得到戏曲观众认同的，甚至破坏了叙事的合理性。

与《秋千架》不同，安庆市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徽州女人》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徽州女人》由黄梅戏艺术家韩再芬主演。故事通过一个女人“嫁”、“盼”、“吟”、“归”的四个过程，表现了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的女人的生活悲剧。版画似的舞台美术、创新的导演手法，韩再芬惟妙惟肖的卓越表演，使《徽州女人》一反传统黄梅戏小、巧、轻、喜等风格，代之以深邃、凝重，催人泪下，启人思辨，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评论家棠樾以《曲高未必和寡》为题，在《戏剧**报‐梨园周刊》撰文，他是这样说的：

黄梅戏舞台上的主角位置原本被“小家碧玉”占领，而《徽州女人》则在黄梅戏人物画廊里隆重推出一位“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轻盈流丽，率真活泼，与通俗戏曲秉性多有相通。大家闺秀的端庄持重别是一番风景，与“小家碧玉”本无高低。但在端庄持重的形象之中能够多有几分内涵，那就不失为品位的提升了。《徽州女人》着实称得上内涵丰厚的女人，她的漫长人生在清淡如水和飘忽如云的情节进展中缓缓延伸，包含了对孤独和迷惘的深刻体验，包含了对有爱无恨和有怨无悔的精辟诠释，包含了对生活信念和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爆发出坚强而深沉的人性力量。

对于《徽州女人》的批评，比较集中地是对戏像“剧”而淡化了“戏”的本体，亦即“以歌舞演故事”。尤其是全剧的最后一场，主要人物竟然没有一句唱词，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剧组还专门以“没安排一句唱”来自我欣赏。这显然与戏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本体美学特征相悖。人们可以说，“《徽州女人》是一出好戏”，但人们难以说“《徽州女人》是一出好的黄梅戏。”因为不唱就不是戏曲，不唱黄梅调就不是黄梅戏，这是定而不可移的基础特征。

当然，瑕不掩瑜，人们包括持批评意见的人们，对《徽州女人》的总体“打分”都不低。

同许多戏曲剧种一样，在新世纪中，黄梅戏的生存、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像剧团改制、剧目的继承与创新、青年尖子人才的培养、戏曲市场的开拓与发展、成名人才的流失与保护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创造美好的明天，黄梅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赞同1| 评论

白鹿原影视基地怎么坐公交走白鹿原影视基地地收费吗

相信多数人来这里的理由和我比较像，我是因为看了电视剧《白鹿原》之后，才想来这个地方的，很想看看剧中纠结了一辈子的两家子，生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电视上的那些场景，这个地方真的都有吗?让我带着好奇和质疑来到了这里--白鹿原影视基地。

白鹿原影视基地初入影视城

白鹿原影视基地位于西安市蓝田县前卫镇，距离西安市区36公里。

每日开放时间为：9:00-18:00

白鹿原影视基地正门具有象征性的标志

武关

——武关位于商洛市丹凤县，至今还保存有明朝的城墙。作为秦楚咽喉、关中钥匙，芈月就是经由这里嫁到秦国的，是关中南部的屏障。

在停车场下车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武关，武关作为景区的大门以其雄伟之势迎接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未入关，却已能感受到古代的边塞文化，不自觉地联想出一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雄浑画面。

整个影视城选用关中四塞典型的“武关、萧关、大散关、金锁关、潼关”五关合围，形成“身在白鹿，远望天下”的绮丽景观。

陈忠实故居

故居再现了当年陈忠实早期创作时的艰辛，很难想象陈忠实老人在几平米的房子里，在仅有一张木桌、一把椅子、一张床、一盏台灯的陪伴下，是如何创作出一部部经典之作的，不禁让我们感慨万千，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赋予了陈忠实老人更多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

全景扶梯

从陈忠实故居出来，我们便搭乘号称“天景观扶梯”直达影视城的核心区——白鹿村。

扶梯的分段设计不仅降低了部分游客对高度的恐惧感，还满足了游客驻足观景的需要。整段扶梯有三个观景台，360°无遮挡，可以尽情欣赏到关中近景，还可俯瞰整个园区。

扶梯的上行速度缓慢，老人和小朋友均可放心乘坐。

大散关

——大散关位于宝鸡市南郊秦岭北麓，自古为“川陕咽喉”地带。据史料记载，大散关曾发生战役70余次，楚汉相争时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经由此关，是关中西部的屏障。

在扶梯上远眺园区内的大散关。

这是为田小娥修筑的塔。

导游像我们讲解道：

“当年田小娥后，瘟疫流行，民不聊生，人们想起了冤的小娥，并认为这是小娥的冤魂在作祟，于是动议白嘉轩为其修庙，但修庙是一种敬神的行为，白嘉轩在祠堂与全体族人商议后，他决定为小娥造塔，而不是修庙，表明了白嘉轩对于小娥的态度。”

远处为儿童乐园，有儿童剧场，每日上演古装神话梦幻剧《媛媛的奇幻冒险吧》。还有动物竞技场，以杂技魔术小丑动物舞蹈呈现的一场欢乐主题的《森林大营救》实景演出。小朋友们可以在“关中百艺体验村”进行角色扮演，在体验关中传统乡村文化的同时，培养独立、理解的习惯。还有一系列游乐设施可供小朋友们选择。

整个影视城功能区的设计可谓是下了一番功夫，让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可在影视城里找到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项目。

一些颇具旧时生活气息的农具就放置在路的两边，走在路上，仿佛穿越了时光，是那么真实，又那么虚幻。真实得能感受到那个时候的生活气息，但其实只是影视基地设计的一些小心机罢了。

白鹿原

泱泱渭水，悠悠村落。

穿过这个被风雨侵蚀得残败不堪的土关后，便正式进入到整个园区的核心区了，开启一场探访关中古村，感受关中原上人们生活，与影视剧场景近距离接触的文化之旅!

让我不得不佩服的是，就连这墙上，屋檐下的雕刻都是相当的精致，看来初建的时候的确是花费了不少的功夫呀！

影视城将小说里白鹿原的场景高度还原，一砖一瓦尽显年代感。古朴气息的巷子，青砖、土墙，述说着时代的变迁，断臂、残垣，记载了时间的流逝。

青楼

青楼内有免费为游客拍照留念的区域，一楼有古代服装的展示区域，二楼有服装陈列屋，古代青楼女子房间的展示屋，以及可以租借服装拍摄的屋子，每套服装的租借费用在20-30不等。

这条小巷与熙熙攘攘的主街相比显得清冷许多，砖块与泥土堆砌，青瓦做檐，杂草于屋脚密生，其实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这也是一块极佳的取景地呢。

白鹿原蜡像馆

门票：5元/人

景区内很多展馆的收费均为5元。

鹿兆鹏和白灵

田小娥和黑娃

朱先生，白嘉轩的姐夫，是书中最具智慧的人

深宅、窄院、封壁，十足的关中建筑风格。

除了祠堂外，白鹿村中还包含白嘉轩家，乡公所，鹿子霖家，这些都是电视剧《白鹿原》的重要取景之地，剧中主人公生活的地方，如今我正亲身踏足，感觉特别奇妙。

正值周末，游客们络绎不绝。

养生中药铺

走进院子，一间四儿平米的小房子还保留着旧时药铺的原貌，供游客参观。

院子正中有养生茶、粥、汤等饮品在贩卖，酷暑炎阳下，避避阳，歇歇脚，喝杯营养汤，还是很不错的。

在2012年，吴天明导演带着摄制组来到白鹿原影视城，依托这里的山川、老房，拍摄了《百鸟朝凤》。

在2015年迎来了电视剧《白鹿原》剧组。秦海璐、张嘉译、李沁等知名演员在这里展现了他们的演技，将他们所理解所想要传达的《白鹿原》在这里尽情施展了出来。

可能因为有太多剧组的进入，影视城内的每一个在职或者不在职的人员都多少带有些演戏的情怀，就如这位茶铺的老人，音乐不停，摇摆不止。

农具博物馆

门票：5元/人

在农具博物馆里展示了各类关中农村的生产生活用品，也装放着剧组当时拍摄时所用的一些道具。

关中婚俗博物馆

婚俗博物馆还原了旧时关中婚俗的礼仪、服装等一系列化的婚俗文化。

一进门便看到一个大轿，喜庆的火红色吸引了很多阿姨大婶们排队拍照，同样可以租借服装拍照~

侧面的屋子是间婚房，西北特有的土炕上铺上了红色的被褥，充分再现了当时婚娶的场景。

正对面是一间正房，整个婚娶的重要过程就在这里进行。

滑索

驾着滑车顺山而下，可以感受速降的刺激感~在驰向终点的沿途，还可以欣赏整个白鹿原的景色。价钱不贵，节假日人多需要排队等候。

实景演出

影视城共有13台演出。

1、两台大型实景特效演出：二虎守长安、关中大地震

2、四出儿童趣味演出：萌宠派对、滑稽舞台、鲁鲁媛媛、欢乐摄影棚

3、七台关中民俗特色巡演：打擂、衙门判案、乡约立威、征粮、老鼠娶亲、白孝文娶亲、关中人物秀

我们首先观看了11：30开场的《二虎守长安》。演出时长45分钟.

《二虎守长安》是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的，讲述了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杨虎城、李虎臣两位将军率领全城军民浴血奋战，誓守卫长安城的故事。

演员们个个都尽心表演，就算是一些小配角都丝毫不吝啬他们的演技，用声效、特技、视效为我们呈现出一场气势磅礴的实景剧。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高出我的预期!

演出分为兵临城下、誓守城、四月围城和血战到底四个部分。

除了运用高科技舞美艺术场景，还以火爆、水爆、飞车、枪战、武打等影视特技特效元素作为依托，让我们零距离感受战争的震撼效果。

演出策划者设计得最巧妙的地方还在于采用了观众参与表演的方式，实现游客由“旁听”到“参与”的转变，拉进了景区与游客之间的距离。

《勺勺客之御厨传奇》

下午三点我们观看了《勺勺客》的演出。

演出时间：11:0013:0015:0017:00(六)

演出时长：30分钟。

票价：30元/人。

《勺勺客之御厨传奇》讲述了清末民初时，白鹿神厨被慈禧太后封为御厨后又收容一群土匪为徒，继续发扬勺勺客精神的年代情景体验剧。

整个演出轻松娱乐搞笑又不失故事性，还极具观赏性，比如演员们从二楼顺墙而下，又如利用擀面杖等一系列厨房用具敲击出极具节奏感的音乐。特别棒，非常值得一看。

滋水县城

历史上这座县城是连接西安与白鹿村的桥梁，有着农村乡土的一面，也有着城市发达的一面。所以各种文化、思潮在这里融合碰撞。

祠堂

这座祠堂的屋檐错落有致，颇具气势。屋面为小式瓦作，屋檐加飞橼，用雕砖或镂空瓦片来装饰。

整体看来，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雕刻部分，因为关中明清建筑不太追求建筑的色彩和材料的贵重，所以多通过雕刻来装饰。

一堵影壁、一段花墙、一扇门窗甚至一块方砖之上的各种精美绝伦的雕饰，体现了威严和精致。

在祠堂内上演的是《乡约立威》。

是以小说《白鹿原》及**实景情节为依托，改编的一部动态实景演艺剧目。演出共分为五个章节：族长召集、齐聚祠堂、《乡约》立威、仁义白鹿村、族长送客。

美食街

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滋水县城开辟了美食一条街，可以品尝到蓝田九大碗等地域美食。

在县城最南端，建有一座教堂，尖尖的房顶高耸，典型的欧陆风。与整体的中国古风相比略显突兀，但这也恰恰体现了近代史发展中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与西方文化的撞击，表现出滋水县城发达的一面。

影视城内可自助办理一张储值卡，可用于参观票、演出票、吃饭购物等的购买，卡费10元，充值、退卡都极为便捷。

关于美食

如果用四个字形容关中美食的话那便是：精、美、情、理。

对于关中地区，不同的面有不同的做法，每一种都堪称精美，从盛放工具的精美到食物的精美，还兼具色、香、味，加之融入厨师的用心和感情，一道道美食让每位食客都流连忘归。

小葱牛肉饼

驴三打

彬县御面

在白鹿原影视基地可以游玩上一整天，因为除了感受关中文化、民俗文化、美食文化等还有多场演出以及娱乐项目可供选择，所以带上家人到此小度周末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旅游攻略

关于交通

1、公交

①从唐都医院乘坐927路到“佘家湾”站下车，途经灞桥区政府、纺五路、_河建材厂等地。

②从城南客运站乘坐920到“焦岱”站下车，途经大雁塔南广场、航天大道、火车南站等地。

2、自驾路线：

高速：

西安绕城高速-沪陕高速-蓝关出口-关中环线

西安绕城高速-包茂高速-太乙宫出口-关中环线

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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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起源自哪儿

黄梅戏源于湖北省黄梅县．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剧种。一般人习惯认为，黄梅戏发源地是安徽，这是不确切的。黄梅（县）本身就在湖北，不过，是在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地区。一百多年以前，这里流行“黄梅调”也叫“采茶戏”。这种小戏中的一个支派逐渐东移，在安徽安庆地区成了气候，形成了后来的黄梅戏。

早期的黄梅戏多是把当地的民歌小调直接搬上舞台，表现当地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的故事。比如《打猪草》说的就是一个农村男孩与一个女孩因打草损坏了农作物产生矛盾，通过对歌化解矛盾的故事。其中的“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早已成了流行歌曲。又如《夫妻观灯》，通过一对青年夫妇元宵节观灯的见闻，描绘了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不久，黄梅戏在搬演大戏上也有了成绩。这些大戏主要是受青阳腔、徽调的影响而产生的故事完整的整本大戏，像《乌金记》，《七仙女下凡》等。其中的《七仙女下凡》几经磨砺修改，最终定为《天仙配》，成了黄梅戏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品。要指出的是，早期的黄梅戏，基本上是农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文艺形式。

从20世纪20年代起，黄梅戏日趋成型，也逐渐走上了职业演出的道路，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演出地点从农村走上了城市舞台。先是在安徽怀宁一带出现了专业班社。怀宁素有“戏乡”的称号。这里唱黄梅调十分兴盛。从演出一方来说，戏目多、人才多、班社多；从观者一方来说，观众多、市场多。于是，一批戏班应运而生。1926年，著名演员丁永泉（旦角）、曹增祥（小生）、丁和寿（丑角）等所在的班社活跃于安庆市区，此后在这里扎根。

黄梅戏进入城市以后，受到了京剧、越剧、扬剧、淮剧、评剧等剧种的影响，在表演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从剧目上看，改编、移植了其他剧种的好戏如《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从音乐上看，传统唱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是减少了传统唱腔中带有浓郁方言土语色彩的垫字，这样，唱腔简洁、明快，从字面上也好读易懂。从表演上看，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程式化动作。如开门、关门、圆场、喝酒等动作。其他在服装、道具、装置、伴奏等许多方面都比农村演出时有了发展。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尤其是40年代的黄梅戏，已经成熟。

黄梅戏的更大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对地方戏曲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加强艺术力量，国家陆续选派一些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方面的专门人才参加了黄梅戏的改革工作。新老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黄梅戏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黄梅戏从安庆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省最大的剧种。至今，黄梅戏与黄山一起，并称“安徽二黄”，成为安徽省的骄傲。

这一时期的黄梅戏，唱腔唱法都有了改革，音乐方面增强了“平词”类唱腔的表现力，突破了“花腔”只能专戏专用的束缚，同时，巧妙地借鉴民歌和其他音乐成分，创造出与传统唱腔相协调的新腔。伴奏上，也不再是若断若续的“三打七唱”，而是建立了以中乐为主的中西混合乐队，从音乐气氛上大大提高了剧种的表现力。这一时期演出的剧目很多，但大都进行了整理、重编。如《打猪草》、《夫妻观灯》、《天仙配》、《蓝桥汲水》、《补背褡》、《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雪梅吊孝》、《柳树井》、《春香传》、《女驸马》、《牛郎织女》、《党的女儿》、《江姐》、《刘三姐》等，不胜枚数。 其中的《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拍成了**，为黄梅戏的广泛流传，为保留黄梅戏艺术家的卓越风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提到黄梅戏艺术，就不能不提起为黄梅戏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一批老艺术家，如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其中，尤以严凤英最为突出。至今，人们只要提起黄梅戏，就会提起《天仙配》，只要提起《天仙配》，就会提起七仙女的扮演者严凤英。试想，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会唱严凤英那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呀！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成了流行歌曲，万人传唱，严凤英功不可没。

严凤英1930年出生在安庆一个贫苦的人家，13岁时开始向严云高老师学唱黄梅戏。由于严凤英嗓 音清脆甜美，扮相秀丽端庄，有很强的艺术领悟能力，因此她的演出受到观众欢迎。她在《小辞店》中的表演，尤其享誉一方。《小辞店》是全本《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青年商人蔡鸣凤外出做生意，住在刘凤英开的店中。刘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鬼混，不顾家庭。刘凤英对丈夫极不满意，却与忠厚老实的顾客葵鸣凤感情相投，二人产生了爱情。但葵鸣凤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分别之时，二人悲痛欲绝。剧中在刘凤英得知葵鸣凤家中还有妻子，而且决意辞店回家，分别之际，严凤英用曲折哀婉的三百二十句唱腔表现了人物撕心裂肺的悲痛情绪，演出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这一时期，严凤英演的《送香茶》、《劝姑讨嫁》、《西楼会》、《打猪草》、《私情记》等，都成了深受观众欢迎的保留剧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严凤英的艺术生涯面临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这个时期，严凤英对剧目进行了删汰增益，特别是排演了《江汉渔歌》、《木兰从军》、《两朵大红花》、《柳金妹翻身》等新戏，使黄梅戏的表演水平、艺术规范、题材领域有了很大提高和拓展。

1955年底，由桑弧执笔改编剧本，石挥导演，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影片《天仙配》摄制完成。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影片，不知有多少人为戏中的情节所吸引，不知有多少人为严凤英、王少舫的卓越表演而倾倒……可以说，《天仙配》的上演，在中国掀起了“黄梅戏热”，“严凤英热”。二十几岁的严凤英，一下子成了亿万人民爱戴的表演艺术家。

《天仙配》之后，严凤英主演的《女驸马》、《牛郎织女》也拍成影片，影片在国内外放映，为黄梅戏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中，严凤英受到了肆意侮辱和人身摧残。她不堪忍受无端的攻击，不肯屈服邪恶的逼迫，1968年4月8日，37岁的严凤英服药自尽。

“”之后，人们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艺术家，在她的故乡安庆，塑造了严凤英的汉白玉雕像，让美丽、善良的“仙女”永留人间。

值得庆幸的是，十年浩劫之后，黄梅戏非但没有衰落、消亡，反而以更强劲的态势在国内外流传开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黄梅戏从人才、剧目、表演风格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黄梅戏人才不断涌现。老一辈艺术家王少舫等依然活跃在舞台，而马兰、吴琼、韩再芬、陈小芳、江丽娜、马自俊、黄新德、吴亚玲、蒋建国、周莉、陈兆舜、杨俊、张辉、刘红等一大批新人迅速成了舞台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黄梅戏在整理传统剧本的同时，上演了一大批立意新颖、主题鲜明的新编剧目，如《红楼梦》、《於老四与张二女》、《柯老二入党》、《未了情》、《双下山》、《劈棺惊梦》、《珠门玉碎》、《龙女》、《罗帕记》、《西施》、《朱熹与丽娘》、《风雨丽人行》、《啼笑因缘》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红楼梦》、《秋千架》和《徽州女人》等。

《红楼梦》是1991年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推出的新戏。这个《红楼梦》不同于以往的演出本，它没有沿袭宝玉、黛玉、宝钗三人恋情婚姻纠葛的窠臼，而是以宝玉的个人境遇为主线，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倡扬个性解放的必然。马兰是旦角演员，这次却一改女儿姿态，扮演贾宝玉。反串小生的表演，使马兰的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戏的导演马科认为：“我觉得从来没有一个《红楼梦》比这个本子的品位更高”。“在临近彩排时，我为宝玉哭灵这一场连夜写了四十多句唱词，”“作曲者马上谱曲” ……《红楼梦》的演出，使黄梅戏更上一层楼，也确立了马兰在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

引起关注并有争议的是90年代后期，马兰推出的《秋千架》和韩再芬推出的《徽州女人》。

《秋千架》是著名学者余秋雨为她的妻子、黄梅戏艺术家马兰度身定做的一出戏。这是借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而伸发出来的一个传奇故事，说的是才女楚云，女扮男装，参加科考，屡试屡中，考中了状元。皇帝决定把女儿嫁给楚云，楚云正无可奈何的时候，另一位才子千寻闯宫相救。千寻、楚云以欺君之罪被处刑。面对亡，千寻、楚云举行订婚仪式。这感动了本来生气的公主，三个年青人互通心曲，紧紧拥抱，事情以喜剧告终。在这个故事里，科举考试成为儿戏，它只是故事的扶手，故事的指向，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秋千架。

《秋千架》一出现，业内外人士给予了热烈的关注。叫好和批评声并存。

安徽戏剧理论家王长安撰文盛赞《秋千架》说：

封建科举制度是中国旧文化的悲哀。其扼杀天性，窒息生命，葬送人的创造力。然而由于取士，无数学子，皓首穷经，磨穿铁砚以应考，是他们“只能如此”的无奈选择。这就必然导致生命的烂漫与现实的僵之间的巨大矛盾。荡惯了秋千的女子楚云，秋千架下感受了生命的美好和自由的价值，感受到了自主沉浮的意义。而这一切又都必须以“玩”的方式去获得。唯有“玩”，人才真正成为自身，成为标志理想人格的、超凡脱俗的“仙”。

于是，她用“玩”，代父完成了乡试。由此，她得到的不是乡试头名那成功的满足和荣誉的喜悦，而是玩本身的乐趣，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原来，一切看似神圣的事物都可以调皮待之。当她与千寻私订终身之后，她赠与情郎的信物不是玉佩，不是汗巾，也不是诗赋，而是一只蝈蝈。这是她对生命的关注，是她天性的留存。她不仅希望自己、而且也希望她的心爱之人，在这人欲横流、礼教吃人的社会里多保存一些天性，给自己留下一块哪怕是笼中的空间。而这种自由和天性却不能靠克已复礼、就正统文化的范来获得。只能靠玩、释放天性来争取。

一架秋千，荡来一个无奈的选择；一个玩笑，显示了一种自主沉浮的欢乐。天性与正统文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人类文明的进步，最终会给我们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实现消解与快乐的统一，必然会使天性的山野化为天性的社会化所取代。

《秋千架》编织了一个童话；《秋千架》展示了一个寓言；《秋千架》让我们换一副感官去观照世界，换一番心境去体味从前……

《北京晚报》的资深文艺批评家解玺璋对此剧进行了剖析和批评，他说：

人的生命体验被简化为“秋千架上的晃荡”是否恰当有待别论，而如果仅仅为了表达这么一点意思，余秋雨教授写一篇散文也就够了，大可不必劳民伤财搞一出大戏。既然是戏，那么舞台所呈现的应该比它所要阐释的思想重要得多。关于戏曲的现代化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多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戏曲的出路绝不在于对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

事实上，马兰没有在这出戏中得到很好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不甘寂寞的余秋雨不适当地凸现 到前台来了。本应成为背景的文化的前置常常使舞台所呈现的东西显出某种游移和尴尬。譬如洞房花烛夜让一位**和一位公主大谈“女人是什么”，让一对相互爱慕的青年男女在刑场上大谈生命的价值，再上演一幕“刑场上的婚礼”，这种对传统文本的现代阐释，明显带有一种主观随意性，是很难得到戏曲观众认同的，甚至破坏了叙事的合理性。

与《秋千架》不同，安庆市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徽州女人》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徽州女人》由黄梅戏艺术家韩再芬主演。故事通过一个女人“嫁”、“盼”、“吟”、“归”的四个过程，表现了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的女人的生活悲剧。版画似的舞台美术、创新的导演手法，韩再芬惟妙惟肖的卓越表演，使《徽州女人》一反传统黄梅戏小、巧、轻、喜等风格，代之以深邃、凝重，催人泪下，启人思辨，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评论家棠樾以《曲高未必和寡》为题，在《戏剧**报‐梨园周刊》撰文，他是这样说的：

黄梅戏舞台上的主角位置原本被“小家碧玉”占领，而《徽州女人》则在黄梅戏人物画廊里隆重推出一位“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轻盈流丽，率真活泼，与通俗戏曲秉性多有相通。大家闺秀的端庄持重别是一番风景，与“小家碧玉”本无高低。但在端庄持重的形象之中能够多有几分内涵，那就不失为品位的提升了。《徽州女人》着实称得上内涵丰厚的女人，她的漫长人生在清淡如水和飘忽如云的情节进展中缓缓延伸，包含了对孤独和迷惘的深刻体验，包含了对有爱无恨和有怨无悔的精辟诠释，包含了对生活信念和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爆发出坚强而深沉的人性力量。

对于《徽州女人》的批评，比较集中地是对戏像“剧”而淡化了“戏”的本体，亦即“以歌舞演故事”。尤其是全剧的最后一场，主要人物竟然没有一句唱词，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剧组还专门以“没安排一句唱”来自我欣赏。这显然与戏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本体美学特征相悖。人们可以说，“《徽州女人》是一出好戏”，但人们难以说“《徽州女人》是一出好的黄梅戏。”因为不唱就不是戏曲，不唱黄梅调就不是黄梅戏，这是定而不可移的基础特征。

当然，瑕不掩瑜，人们包括持批评意见的人们，对《徽州女人》的总体“打分”都不低。

同许多戏曲剧种一样，在新世纪中，黄梅戏的生存、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像剧团改制、剧目的继承与创新、青年尖子人才的培养、戏曲市场的开拓与发展、成名人才的流失与保护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创造美好的明天，黄梅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